2025年10月，钱岳的新书出版之时，恰逢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她刚刚通过评审，晋升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正教授。从读博算起，“85后”的钱岳已经在学术圈“摸爬滚打”15年。 她的新书《进入学术圈》在出版不久后，登上当当网新书热卖榜社科类第一名。这并非一本呆板、充满说教的工具书，而是她真实的“成长日记”。她强调自己不是最具学术天赋的人，也不是特别聪明，但想真诚地以第一人称吐露自己踩过的坑、流过的泪。 “我深知自己拖延写作的典型做法：我会骗自己说，文献还没看完，我还没准备好开始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写东西像挤牙膏。”“我把所有的心血都放进去了，还被审稿人批得体无完肤。”“在读博阶段，我做过挺多不成熟的事情。”“我申请了70多份工作。”翻开这本书，学术界的同行仿佛能通过一面镜子看到自己。 那么，钱岳为什么还是义无反顾地留在学术圈？正如她在书中写到，科研“匠心创造”的过程让她如痴如醉，与合作者携手解决问题也让她有了勇闯学术界的胆识和智慧——合作者正是她所看重的，也是她认为学术界的一个特有优势：“大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跟谁一起工作。” 在书中，她将自己从学术小白一路“打怪升级”成长为博导的故事娓娓道来。现实中，她仍在不断更新自己的答案。日前，钱岳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  钱岳2018年在“一席”演讲的视频播放量超过300万次。
与其说“圈子”，不如说“学术共同体” “网上很多人说，‘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但是，学术界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大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跟谁一起工作。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去搭一个不草台的班子，然后一起做1+1>2的事情。我的合作者让我有了勇闯学术界的胆识和智慧。” 钱岳《进入学术圈》  《进入学术圈》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名为《进入学术圈》，你如何看待所谓的“圈子文化”？ 钱岳： 与其说是圈子，不如说community，即学术共同体。 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坚持下来，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所在的学术共同体，有他们给我无私的支持。与其把学术圈想成一个需要拉帮结派的地方，不如思考我们怎样在学术圈里找到真正喜欢的、合得来的，能够一起成长进步并且相互信任的朋友。 我在国外做教授，国外也有学术圈，表现形式可能与国内不同，但同样存在靠推荐和口口相传获取学术资源和职业发展机会的情况。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有好与不好的地方。我自己比较喜欢学术界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拥有的自主性还是很大的。我们可以选自己想做什么样的研究、什么主题的研究，跟什么样的人合作，招不招学生、招什么样的学生……让我们的自主性最大化地发挥作用，可能对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有好处。  截图自钱岳微博 《中国科学报》：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应该如何迎接下一代年轻学者？ 钱岳： 学术界接下来的几十年会如何发展，需要整个学术界共同思考。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社会变迁，如今高等教育也处于一个反思未来发展方向的时机。我希望资深学者能够给予年轻学者更多支持，传递知识和经验。同时，整个学术界需要思考如何在科研经费减少、终身教职职位稀缺等情况下为年轻学者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 此外，现在的学生更有想法，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些学生明确表示不想读博或选择回国工作，这种坚定的自我认知让我感到佩服。 《中国科学报》：所以你不赞同“科研逃兵”这个形容？ 钱岳： 离开学术界或继续做学术都是个人选择，选择离开的人不应被定义为“逃兵”。在当前学术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年轻人选择离开学术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没有说哪一个选择一定比另外一个选择更好。只有自己才能做出最适合的决定，就有点像鞋子穿在脚上，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博士期间郊游的钱岳
自我和解，打怪升级，自赋意义 “我是个心态特别不好的人，但是，工作的第三年，我的心态竟然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渐渐想开了：我属于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即使几年后没评上终身教职，以我的能力和工作态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做得很好。” 钱岳《进入学术圈》 《中国科学报》：科研是一个延迟满足的过程。你如何应对在没有获得最终成果，如发表论文或获得终身教职前的焦虑？ 钱岳： 享受科研过程本身很重要。如果对研究领域感兴趣，这个过程就没有那么难熬。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奖赏。具体来说，将大任务分解为小任务各个击破，设定阶段性目标，也非常重要。 李银河在与鲁豫对谈时讲到，人生很多时候需要自赋意义，而不是依赖外部认可。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类的存在和所做之事可能显得渺小，但重要的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信念感并认为它有意义。以前我的老师跟我说，你现在就是这个领域对这个话题了解得最清楚的人。在科研领域，这种信念感尤为重要。 《中国科学报》：所以随着经验不断积累，学术之路会更轻松吗？ 钱岳： 我想并不会。环境在变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的角色一旦增多，投入到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会更有限。做好科研从来都不简单，需要不断推动知识的边界。挑战永远存在，但随着经验增加，会更有信心克服困难。 读博无疑是一个自我和解和打怪升级的过程，其间能够培养可转移技能和非认知能力，如坚持和反思能力。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想通，即使最终未达到预期目标，过程中所有的努力也会带来自我赋能和成长，一定不会白费。  钱岳2025年徒步时 《中国科学报》：处于科研初期的人会好奇，“想通”与“升级”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钱岳： 不同人生阶段遇到的挑战不同，可能是被生活逼迫，也可能是通过时间积累和自我反思。化解困惑的方式需要自己寻找。 我有时通过听播客、读哲学书获得外部启发。当时听着可能像留不下什么印象的白噪声，但是当真正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会突然开窍，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在学生眼中非常淡定，但我会跟他们说，你讲的东西我以前也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也非常苦恼焦虑，但是等你经历了就会发现，一切都会过去的。 《中国科学报》：你微信的签名是：“把时间浪费在快乐的事情上”。纯粹的科研是否是你快乐的事情之一？ 钱岳： 写作是我工作中喜欢的一部分。我不写作的时候可能会很焦虑，脑子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包括今天晚上吃什么、以后会不会地震。写作让我进入心流状态，真的会让我忘记时间。工作中能专注于喜欢的事物是非常珍贵的。  截图自钱岳微博 年轻时我们能将更多时间用于科研，但随着资历增长，行政和指导学生等工作可能占据更多时间，生活中的责任和身体机能也会变化，心态和职业规划也会变。但拥抱变化并接受不同阶段的喜好和目标是一件好事，不同阶段都可以找到新的职业轨迹和快乐，走一步看一步也是不错的选择。 “读完这本书，或许你会对学术界动心，或许你会对学术界祛魅，而这些体会将助你向前一步，找到更忠于内心的、直面学术界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你在书中坦言，你读博初期听不懂同学讨论，在读文献时抓不住要点，还写下“灵魂叩问书”问苍天自己该怎么办。可以分享你在学生时期的一个低谷时刻吗？ 钱岳： 刚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博士时，我英语不算特别好。每周的理论课要读几百页文献，我记得自己完全读不懂康德，甚至读中文翻译也理解不了。那时压力特别特别大，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和马克思对话。 后来我意识到，我不需要读懂所有东西，我可以选择与自己有共鸣的理论进行研究和与之对话。在理论课上，我基于社会生物学和社会进化理论撰写了我的课程期末论文。最后我不仅顺利完成了课程要求和期末论文，还用这篇论文里的想法申请到了去斯坦福大学参加科研工作坊的机会。  2016年，钱岳博士毕业 《中国科学报》：从博士生成长为博士生导师的过程中，你是否曾有过困惑或紧张？ 钱岳： 过去都是和比自己更有经验的人合作，第一次跟学生合作确实是忐忑的。我真正觉得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是带着学生一起发论文的时候。我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了很多，这种互相成长是非常美好的。  钱岳在斯坦福大学作讲座 《中国科学报》：在完成这样一本“赤裸裸”的成长日记的过程中，你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钱岳： 我大概2015年起在公众号“缪斯夫人”上写一些我喜欢的研究，慢慢也分享一些自己做学术遇到的问题和心得。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顾晓清编辑看到了，就邀请我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 之前我写公众号时，收到过很多读者的正面反馈。有一位学者曾告诉我，她将我的文章打印出来贴在写字台前，每次写不出来（论文）的时候就看一看，激励自己。这样的反馈也让我觉得，分享是有价值的。 但写这本书时，我还是感到诚惶诚恐，觉得自己还没有到广泛分享经验的阶段，好像还不够资格。写这本书并不是想表达我优秀，而是因为我确实犯过很多错误，走过很多弯路。我自己平时是一个比较喜欢反思的人，而且我也很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把自己的一些反思写下来，为那些不知道学术界规则的人提供一些指南。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读者在阅读你的故事与经验分享后，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吗？ 钱岳： 该如何定义弯路呢？我觉得学术界也不是一条直路，犯过的错误本身也是自己成长的过程。 学术界有一个说法叫hidden curriculum，即隐藏规则。比如我是家里第一代博士生，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在这个系统里生存。从本科到当大学教授，我一直在边生活边学习。我一直愿意跟师弟师妹、学生交流，写书也相当于跟读者交流想法。 这几年在网上看到一些老师说，很多学生在开始读博时并不知道读博到底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付出。有一些学生开始读博后，可能觉得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甚至变得抑郁。我希望至少用我的经历，还有我见证的一些事，给大家呈现读博和做“青椒”的模样。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出版后，你收到了哪些反馈？ 钱岳： 微博上一位网友留言说，她跟我处于差不多的学术阶段，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感觉想跟我隔空high five（击掌）。还有一位博士毕业的女生说，她把我书里有关读博对我人生的改变的一段话放到了她的博士论文致谢里。还有一位本科生对我写的科研工作者如何参与大众科普的部分非常感兴趣。 其实这本书的读者群比学术圈更广。学术圈的人可能更关注写论文或应对同行评审的建议，而非学术圈的人可能会对工作和生活平衡、时间管理的部分有共鸣。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人生阶段和生活经历从中获得不同的启发。编辑形容这是一本“充电宝”小书。 我想说，人生不仅限于工作。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其他方面也会变得重要。我很喜欢编辑在书脊处写的一句话：“在学术中找到位置，在生活中找到自己。”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从博士到教授“摸爬滚打”15年，她认为学术界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class="attachment-180x120 size-180x120 wp-post-image" alt="从博士到教授的15年，她认为学术界有个特别的优势—新闻—科学网" loading="lazy"> | 作者：王宁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发布时间：2026/3/8 7:47:23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 |
| | 打造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人，他让人工智能不仅“有脑”更“有心” | |
王宁：又来到“通通”的小镇了，“通通”都六岁了。 朱松纯团队打造的“通通”，不只是一个数字形象，更是全球首个以价值驱动、具身成长为核心的通用人工智能体，它的心智水平相当于五六岁的儿童，而它的每一次成长，都是在为AI研究范式的转型探路。 
朱松纯，今年57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他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学术研究已经三十多年。最近五年，“通通”的诞生，始于他的核心探索：为机器立心。他认为，要实现人工智能从“完成特定任务”到“理解人类世界”的质变，需要摆脱对海量数据的依赖，转而构建具备因果推理和自我意识的认知架构。 王宁：一般人都会认为，只要给它足够多的数据，让它知道所有的生活场景或者给它足够多的信息，好像它就能学会了。 
朱松纯：弱的物理交互、弱的社交交互是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办法，但是在强交互，比如说去搓汤圆，机械手它的传感器是什么样子的？手的动作做得怎么样才能采集到这个数据？这个就不太容易像原来那样去预设数据实现。因为我们交流的过程每次体验都不一样的，它在走入千家万户、走入千行百业时，这个场景的量就太大了。 朱松纯：作为一个通用智能体，我们其实并没有做大量的数据训练，所以我们走了一个认知和价值因果驱动的技术路线。 
2010年，朱松纯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中，日本的机器人因缺乏自主智能无法完成核心任务的情景，启发他开始思考传统AI研究路径的局限性。 看清传统人工智能路线的局限后，朱松纯开始转向更贴近人类认知的通用人工智能研究。2020年，他结束了海外生活回国，牵头筹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 朱松纯：我们当时就想是不是能够打造一个AI baby，后来就把它叫“通通”，把它作为通向AGI其中一条道路的一个代表。 
王宁：通用人工智能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还是有区别的。 朱松纯：有区别，第一，它要完成无限的任务。第二，它是有自主、自我，不是你说一句它做一句。第三，它必须由自我内心的价值驱动，它有初心、有价值。 
为了让“通通”真实成长，朱松纯和团队为它搭建了逼真的3D虚拟世界，让它在一个高度仿真的物理和社交环境中，像人类孩子一样探索世界，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社交技能，同时发展认知和心智。 朱松纯：我们参照了发展心理学、儿童的成长量表，小孩从1岁到3岁基本上学的是具身的物理智能，就是翻箱倒柜、到处跑、把东西打翻。 朱松纯：到3、4岁以后，就开始学会社交智能，它知道这样做你不高兴、你讨厌它，它需要管控自己，不能随便大喊大叫、到处乱跑，这就是社交智能开始出现，它知道你是怎么看它的了。这个训练就是社交智能，是指在它的认知架构上，它应该把你的感觉映射到它脑袋里面，就是可以换位思考了。 
王宁：可是作为一个机器人来说，你就得要培养它、训练它，让它产生这样的本能。 朱松纯：这个事从表面上叫培养训练，但是从实际上来看，它的脑袋里面必须有一个结构才能去训练它，所以社交智能里面的第一步，就是它需要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它就开始对别人有价值认知。还有一步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们去开公司，利益怎么分配，我们有共同的利益、股份，还有国家、民族、人类，这些共同价值体系的构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赋予它各种层次的价值。 朱松纯：只有赋予价值之后，通通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训练“通通”的过程和我们教小孩的立德树人是一个道理，就是构建小孩的价值观，不断升维。 
现在“通通”的心智已成长到六岁儿童的水平。它的活动空间从最初的一间小屋，逐步拓展到一座完整的虚拟小镇。在虚拟小镇里，通通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此刻，有人请它帮忙去找一只猫的喂养者，同时又有人让它去干别的事。 技术人员：其实“通通”是有任务的管理能力，当我们有不同任务的情况下，它会根据问题的重要性、优先级以及结合自身的价值进行排序，去选择它应该做什么。 
当“通通”学会说“不”，意味着它不再只是被动执行指令的程序，而是拥有自主意愿与价值判断的智能体。朱松纯认为，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志是能完成无限任务，拥有自主决策能力，由内心价值驱动，而非被动执行指令。“通通”展现的正是通用人工智能的“童年”。 
朱松纯：谈到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我们希望“通通”塑造过程中它的价值体系是安全的。那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才是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必须善良，有基本的良知，同时它要有所谓的认知免疫系统、价值免疫系统，有些价值观或者这些东西它不接受。本质上，我体悟最后是一种文化的竞争。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算力、电力等硬件是重要的竞争要素，但朱松纯认为，决定未来的不仅是这些外在条件，而且要从源头构建以良知和价值免疫为核心的底层智能架构之争。这样的智能架构能避免AI成为“无底线的工具”，从底层架构出发构筑AI安全与伦理的对齐。 朱松纯与人工智能结缘，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他本科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在很多人还不知AI为何物的年代，他就把通用智能确立为自己探索的方向。 
朱松纯：我的切入口主要是学术的好奇和诉求，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这么多问题由我来定义来思考，把它实现出来，能够实现世界上第一个通用人工智能，人生这么短暂，这个事情能够做出来，太伟大了。 在这一领域深耕多年，朱松纯认识到，通用人工智能已经走出实验室，是未来信息空间的原子弹，和大国竞争的胜负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聚焦原创架构与AI安全治理以及人才培养。他同时希望正在长大的“通通”未来能走进千家万户，融入千行百业。 
朱松纯：“通通”其实是个大脑，湖北还有重庆中部、西部他们很需要。我们把北京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他们产业创新的优势结合，通过这些推动实体经济的应用，我觉得是中国的又一个巨大优势，比如应急管理、医疗。我们有个智能体工厂专门打造这种平台，“十五五”期间，我们会进一步形成一个大的平台，帮助他们搭建这样的智能体。 
王宁：就是说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做应急管理者的“通通”、做医生的“通通”、做家政服务员的“通通”？ 朱松纯：对，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这是要逐步去做的。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class="attachment-180x120 size-180x120 wp-post-image" alt="打造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人，他让人工智能不仅“有脑”更“有心”—新闻—科学网" loading="lazy"> |
|
| 
事业部旗下徐州阿马凯液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依托江苏汇智创新中心液压所、徐工欧研中心等研发设计平台，构建起“自主研发+全球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
作为徐工旗下高端液压元件企业，徐州阿马凯始终致力于工程机械高端液压阀、泵、马达产品研发制造，聚焦解决核心零部件“卡脖子”难题，不断开拓创新加速产业破壁。近年来，徐工液压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已拓展为6大系列，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海工机械、港口机械等领域，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徐州阿马凯液压技术有限公司凭借卓越的创新能力与优异的市场表现，工程机械高端液压阀产品获得江苏省“专精特新”新产品认证，企业入选2023年度江苏省首批五星级上云企业，“液压件阀智能生产车间”被评为“江苏省示范智能车间”和“江苏省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